近期发现了一款新的红酒品类，本草干红。在干红中融入枸杞子、灵芝、红花，意在中国式的养身，或言让红酒更养身。

    孟德斯鸠在讨论契约关系的名著中提及气候与饮酒的关系。高纬度地区的人种由于寒冷，少出汗，水分大量积存体内，血球不会因此凝固，适宜饮用高度烈酒。炎热地区则相反。纵观西伯利亚至南亚的民风，此观念似乎颇可信服。俄国人喝高度伏特加，中国北方人喝白酒，南方人掺入了度数更低的黄酒。

    这种古老格局因东西文化的碰撞移位了。旧时代的人大概不会想到葡萄酿酒这种方式，遑论啤酒。社会生态不仅变动，也在进化。如今红酒与草药结合，更带来一种中国式的可能的未来。

    红酒进入中国很早，成为货架上的必选项却是近二十年的事情。人们常以红酒较之于白酒的活血养身来提升其身份与品格，加之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扩张，一路高视阔步，正成为更多人的新宠。其暗红的色泽，恬淡的口感，有礼有节的饮用文化，很符合中国古代的美学精神，富于暗示而非一泄无余。所以它的可观，很适于进入现实的风景。

    中国人有惊人的文化传承力，历史记载卷帙浩繁，文字亘古未变，就连许多普通人家都保留着上溯几十代的家谱。由此不难想象，草药在中国延续至今不能单一归咎于医学的滞后和文化的偏狭，它是渗入到血液和思想中的对习俗的信仰和固守。能不能治病不能从个人角度断言，但草药的养身功能是明效大验的，几乎无需赘言。白酒和草药的结合一直扮演着中国酒文化中举足轻重的角色。杏花村大名鼎鼎的竹叶青就是药酒。经草药的浸染和熏陶，白酒烈性下沉，口感温和，就连笔者这样的羸弱之躯，似乎也觉得不那么可怕了。喝一点不醉，还养身，挺好!

    但是红酒也能和草药结合吗?没有喝到百利生之前，谁会问这个问题呢?就如我们绝不会想到“啤酒和草药结合”这样一个问题一样。话说回来，任何新生事物都可能出现在我们眼前，眼下四川就有一种啤酒酿造用了姜。

    传统的红酒极其讲究血统，发展出一整套巨细靡遗的文化，从土壤的质地，葡萄籽的选择，年份，酿造工艺，存储，乃至开瓶倒酒观色配菜都有讲究，几乎是繁文缛节。与中国的茶文化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关于音响发烧友的笑话：与火力发电厂的供电相比，水力发电带来的交流电让音色更纯净。

    沉浸在传统红酒文化中的饮者很难想象这条线索会分叉，你让我吃中餐配红酒也就罢了，你要在红酒里掺入其他元素，岂非暴殄天物?但所有文化都是想象的情节，一切都要归于现实的土壤，从感觉出发，产生第一印象，才会对具体事物的属性真正深入了解。从我个人短短的饮用体会而言，红酒当然可以和草药结合，并且这种创新正是中国人一直需要的。

    就感觉而言，“百利生”的醇厚不仅不惧红酒饮者味蕾的敏觉与挑剔，还溢出一丝攻苦食淡的植物馨香，似乎红酒的身体变得更加宽厚，流动着若无津涯的血气，留在唇间的回味多了一丝兰薰桂馥的中国味，而非畅饮异族文化后风流云散的怅然。这种感觉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“圆融”。

    爱酒的人都有体会，好酒落入口中，仿佛若有若无的一团，聚而不散，百利生的圆融感不仅聚集了红酒的体质和草药的馨香，冥冥中似乎还聚集了东西两种文化。

    中国人是喜聚不喜散的。中国传统社会是家族文化支撑的宗族社会，以礼教化，而不需要宗教。通过亲情纽带的聚集必然强化礼节和秩序，从小和谐到大敦睦，彼此包容才能幸福安康。大而化之，中国社会则讲究无我。所谓“多方分别，是非之窦易开;一味圆融，人我之见不立。”意思是，老想着人与人的不同，容易惹是非;性情保持圆融，自我与他人就不会有分歧与异议。如果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，儒家思想讲究万物皆气，万物与我同一。这里的气有点类似西方哲学的以太，就是构成物质世界的最小单位物。万物与我同一，何况红酒与草药呢?

    从中国本体文化出发，百利生让红酒与草药结合不光是一项创举，它让红酒的浑璞犹如烟霞灿烂，草药的内敛更似橙桔芳馨，以度量节制的饮法，暗涌着细密广大的中庸修身文化：有礼、有节、有序。不仅让人喝出圆融的口感，还要喝出圆融的生命态度，临流意远 绵绵若存。